网上流传着“王家卫受害者联盟”的段子，因为《繁花》的热播，内地演员们接二连三在采访里回忆这一趟特殊旅程，不少段子的流传，又加深了这种联盟给人的深刻印象。可是，一个演员真正进入王家卫视野中，到底是什么感受呢？真的会在现场崩溃吗？迷茫吗？痛苦吗？
陈龙的回答是——
“我说现在想被他虐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虐了。”
“演员碰到像王家卫这样的导演，是很幸福的。”
“不断把我们表演的棱角磨平，最后留下的是最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陈龙自觉是幸运的，“如果选择条件没有那么苛刻，不是说一定要找会上海话的演员，可能轮不到我。这不是谦虚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”
横跨四个月，经过四次试戏，王家卫给了他陶陶的剧本。“不知道为什么，会被王家卫导演看到我身上很少有人看到的这一面，就有一点点的小13，一点点小幽默，这点可能我只会在自己最熟的朋友面前才会表现出来。”
剧版《繁花》和小说的关系似有若无，不少人物都有改动，但陶陶是少数几个保留较多原著人物特点的角色，因此王家卫让陈龙回去看看小说，除了看陶陶，还要看小毛，“导演把小毛身上对朋友有情有义，性格上非常好的一些部分都给了陶陶。”
观众看宝总的股票大战不一定有熟悉的怀旧感受，但看陶陶夹着包拿着大哥大，和夜东京四人组噶三胡（聊天）一定能认出来，这就是记忆里的时代和上海。
【陈龙自述】
陶陶这样的人物，我没有尝试过
2020年6月，我第一次接到剧组选角导演的电话，说能不能来上海试一下戏，我说我当然愿意了，因为我知道胡歌已经接了这个戏了。
第二次试戏跟王家卫导演见面了，他提出个想法，说能不能试一下陶陶。可能因为第一次试得放松，导演可能还看到了我身上一些东西。
对我来说，很少有导演或者制片方会选择让我去演陶陶这样的人物，因为之前可能演过的正面人物比较多，像
这三年下来，我已经跟角色融为一体了，我一穿上他的衣服，一吹上头，一戴上首饰，拿上大哥大，我感觉我就瞬间会变身，开口讲话，或者跟朋友之间的眼神交流，完全都会被陶陶化，我们彼此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隔阂了。
陶陶这个人物书中开场就有，但是这个人物命运很惨，是个悲剧的人物。你说他得到想要的爱情了吗？其实也没有，他放弃了原来的老婆，去追求他所谓的爱情，最终还是一场空。
但是剧中的陶陶，心里有情义两个字，不管他是对阿宝，还是对自己的家庭，他心里还是装着的，那根红线永远没有跨出过。
他会有想法，我觉得陶陶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敢想，他不回避，这是个正常的人。导演厉害之处也是，他没有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去评判这件事情，他只是把这些元素全部加在一个人物身上，让他去自由地展现、发展，让观众自己去评判。
在我心里，我和陶陶最接近的部分，就是“真实”。他愿意跟阿宝去分享那些不能跟别人分享的事，影视剧是让观众看到了，但生活中别人想什么，你是不知道的。
陶陶是一个上海男人，上海男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顾家，他再怎么样不爱回家，晚上还是会回家，在外面再天花乱坠，喝得再多，跟小阿嫂搭讪再开心，他还是要回家。哪怕给你那把钥匙，他也不会去开那扇门。
他有很多的想象，但他永远不敢跨出那一步，不管情感上也好，事业上也好，他还是有底线的。
小阿嫂给陶陶的钥匙。
他还是爱芳妹的，夫妻红线不能破，他对芳妹是有真感情的。
你说芳妹这个人凶吗？肯定凶，但陶陶这个人不管得严行吗？他不配，必须管他，陶陶就是那种被管着，想挣扎想挣脱，但是他永远不会跨出那一步。
他对家庭还是非常眷顾，就像第一场戏，其实有一些细节，可能我们不解读的话，观众也看不到。阿宝的第一笔资金是陶陶给他的，陶陶怎么拿出来的？如果芳妹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陶陶拿得到这些钱吗？这不是陶陶自己的钱，这是家里的钱，真有人把家里钱全部给另外一个人，你不追吗？真不愿意的话，芳妹可以追回来，但芳妹没有这么做。所以芳妹这个人内心还是很暖的，她很爱陶陶，也支持陶陶。
陶陶在芳妹的默许下把钱都给了阿宝炒股。
陶陶和阿宝是一体两面
陶陶对宝总是兄弟情感，在陶陶面前，宝总什么都可以说，在陶陶面前，他不是宝总，他是阿宝。有一个细节，陶陶从来没有叫过宝总，他在陶陶嘴里、在陶陶眼里，他永远是阿宝。甚至可以说，对陶陶来讲，阿宝是家人。
阿宝身上很多性格脾气，陶陶是最了解的，所以他也会劝宝总，该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陶陶也会去劝宝总，但是他不能替阿宝去作决定，兄弟之间无话不谈，而陶陶也把小阿嫂这些事全部倒给他了。他们对对方而言，就是彼此之间的出口。
其实我觉得，他们俩是一体两面。有个细节，我们在结婚的照片里一起竖起领子，这是导演设计出来的，加给两个人之间的细节，希望通过一些小的行为，让观众感受到他们俩情感不是一天两天的。
在阿宝心里，就觉得陶陶爱闯祸：这个人我得罩着他，得替芳妹看着他，他偶尔可能会有一些偏差，有一些游离，我得拽着他，偶尔方便给他钱就给他一点。
这个戏里，每个角色都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准确，在宝总生意越做越大时，其他朋友或多或少跟着赚了钱，但陶陶没有跟上去，他甘愿守在海鲜店里，我觉得原因有两方面。
一个就是别人的好，对你未必是好，他所拥有的财富、情感放到你身上，你未必承受得了。陶陶觉得，他现在这个范围、这个高度，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，他很舒服，没有任何危险，游刃有余，这是他想要的状态。
拍这部戏，我自己最大的收获，也是把自己位置摆正了，人家的好放在你身上未必是好，你不一定承受得起。
第二个，再怎么样，宝总你再腾飞，可能有一天会掉下来，但是有陶陶在，我这个兄弟给你托着底，你掉不到地上，掉也就掉在我手里。这就叫“出窠兄弟”，你飞得再远没关系，你摔下来还有我，我不能跟你一块去冒险。
拍王家卫的戏，对我来说很享受
我们是有剧本的，只是没有像别的电视剧那么贯穿，导演给我们演员非常大的发挥空间，他会根据演员去调整剧本。
好多人问我，导演是不是在虐你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说现在想被他虐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被虐了。
你经历过这么一次以后，你会知道，真的沉下心来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导演花了十年的时间去准备，花了三年半的时间来拍摄，他每天都是在不断地精修片子，要把最好的呈现给观众，可能对他来说，还有很多遗憾，但是他已经在尽量说服自己。
我们经常会拍好多遍，10遍以上是家常便饭。他有这个时间给我们去打磨，其他剧组想要都没有，我觉得别人真的羡慕死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剧本是根据现场在不断调整，不断有新的灵感出来，他会找到演员身上比较属于你自己独有的一些性格和语言。
每个演员都会配上专属的BGM，我们在现场拍戏是有音乐的，他都想好了每个角色的背景音乐，心理活动是什么，我们走戏的时候都是有音乐铺垫的，正式拍的时候才关掉，但是你心里已经有这个节奏了。这是非常特别的工作方式，在现场对演员来说非常享受。
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意外的收获，第二个收获，可能是终身受用的，导演一遍一遍磨掉的，是我们长年累月表演上的一些所谓习惯。现在已经没有人跟我讲，演得好还是不好，永远拍完可以过，大家鼓掌拍手，很少有人去挑你毛病了。这部戏不断把我们表演的棱角磨平，最后留下的是最生活的一部分。当你不表演的时候，就是王家卫想要的。
每拍一遍，我们都会和导演一起在监视器前面看，他每看到一点细节就会停下来讲，这边眼神该怎么样，那边为什么要回头，语言为什么不能这样讲。他会说，你这个眼神不是陶陶，是陈龙。
陶陶给小阿嫂送蟹的那段戏，我们拍了两个方案。第一次导演选择了一条弄堂，其实词儿什么都是一样的，费了蛮大的劲演完，导演剪出来以后，他可能觉得味道还差那么一点点，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想，又去重新拍了你们现在看到的版本。
我们去了张园拍的，是改造之前的张园，环境比弄堂里面更挤一点，就显得更暧昧了。人多且两个角色又是一上一下，比如在弄堂里面的时候，就没有两个人说悄悄话要上一步这个细节。
那个年代，上海人的住宅条件就是一层有好几户，煤气灶也是公用的，楼道里很难有一个很私密的空间，但是他们俩又自作主张地创造了这么一个空间，所以有些话必须要挨着很近才去讲。有一句词是我自己加的，我说侬今天头发香得来。这句话上前一步，这种细节都是不断调整的。
这段戏显得陶陶这个人确实是不正经，他也想搞那些暧昧，但是你真让他去，他是不行的。
有时候在人物身上加一些小动作是很有意思的。这个片段的BGM是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》，是后来才加的，是导演的神来之笔。
《繁花》的官博专门给陶陶剪了一支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》的MV。
你可以再回过头去看一些这场戏的细节。陶陶抬头的时候，小阿嫂从楼上走下来，每次拍我镜头，都会带着一点点楼上的楼梯的边，然后小阿嫂下来的时候，手也会路过镜头，会路过我眼前，但是人是不出现的，只有手，回去的时候手还是往上走的，这些细节创造一个暧昧的氛围，她永远在我的视线里面。
还有那场马路上拉住小阿嫂的戏，我当时怎么都演不出来，不知道是不好意思，还是好久没有演这种有情感的戏了，表现不出来。
导演就自己演了一遍给我看。他说，你就把自己当成刘德华，怎么帅怎么演。我就完全按照他说的去演的，出来效果真的很好，当时心里想自己是刘德华、梁朝伟，一定要有那种自信，现在可能叫普信。哈哈。
现场群戏也是一遍一遍磨出来的，这也是导演厉害的地方。我们每个人光念台词就不知道多少遍，走戏不知道走了多少遍，排戏也不知道排了多少遍，每次都会有不一样，每次都会有调整。
首先我们几个人熟悉，这种情感是装不出来的：我跟马伊琍是30年的老朋友；阿庆老师又是上海这么著名的表演艺术家，很有代表性的滑稽戏演员；Papi的作品我也很熟，虽然第一次合作，但她太松弛了。我们4个人的组合一碰，就知道我们是有化学反应的，大家都很知道进退，很知道取舍谦让，也很知道拧成一股劲儿。
对手太重要了，你换几个不是上海人的来演，真的是没有这个味道。不是我们夸自己，是因为我们从小都有这样的生活，我们对这个环境不陌生，对这个语言不陌生，很多反应都是本能的反应，很多语言都是剧本里没有的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话就出来了。
菱红和玲子吵架那场戏，就很有代表性，我夹在中间太难演了，我都插着缝讲话，很多话都是剧本里没有写的。菱红把纸一塞吃进去，我讲这也能吃，类似这些话都是自己加的。
那是玲子和菱红的主场戏，如果你搅和多了，她们的戏就被全破掉了，但完全不加话，你这个人物就没有用了。所以你会看到我像个解说员一样，说类似于“怎么还真能吃吗？还抠出来，这多恶心”这些话。
陶陶应该是我叔叔辈的
在我记忆中，1993年到1994年那个年代，我已经十七八岁了，陶陶应该是我叔叔辈的，他们浑身充满着力气，充满着热情，对生活充满着希望。上海那时候确实也是生机勃勃，处处都有希望，有些人那时候从国企辞职了，下海自己做生意，我身边比比皆是这样的人。
我的记忆中这些人活灵活现，你让我现在去还原，或者说随便抓一个影子，生活中可能宝总很少，但陶陶很多。
陶陶一个那么粗的大金链子，每次还故意把它拿出来，他手上有两个金戒指，戴着金表，我看网上都有人把我们几个人的表都拿出来说多少钱，在那个年代能有这样装备的人，很厉害的。
你知道他为什么永远夹个包吗？包里都是现金，那时候没有卡的，出门吃饭交易全部是现金，他包里至少是1万块钱现金，只是没掏出来。那时候刚刚开放，个体户多，像陶陶这样做海鲜的，做服装的，这个阶层人特别多，出门拿现金出来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。
经常夹着包出门的陶陶。
其实那个年代卖海鲜的人算有点小钱，特别像陶陶这样，他身边还有宝总一个这么可以有说头的人，只要宝总不在，他觉得他就是宝总，所有人都围着他，他就感觉特别好，觉得自己是牯岭路宝总。很多人只要接近陶陶，可能就能接近宝总，多多少少能从他嘴里听到一些宝总的事儿，别人也很愿意，就哄着他，陶陶也很享受。
牯岭路和黄河路的区别太大了。离得不远，但在上海，牯岭路这样的菜市场太多了。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祖籍是宁波人，我爷爷这一代到了上海做的生意，我出生长大在老卢湾区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所以对这些画面一点都不陌生。
上海以前的菜市场就是这样的，地上全是水渍，坑坑洼洼的，菜市场非常吵，这边叫一声，那边叫一声，这里多少钱那里多少钱，大家还抢生意，就是很市井，非常有烟火气，这可能就是上海人的生活。现在买菜都去超市，有些菜市场已经改造得非常好了，这当然是一种进步，但是和这版《繁花》里比，烟火气要少很多。
《繁花》再怎么火，我心态一样平稳
1996年，我跟马伊俐第一次合作拍的戏是《真空爱情记录》，那时候我才19岁。那部戏是我人生非常大的转折点。
那部戏之前，我一直在做群演，甚至是特约演员，但是那几年的经历我很享受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我自己爱的行业。
那段时间的积累，对我的心态也好，都是很好的帮助，现在不管《繁花》再怎么火，对我来说，心态其实是没有差的，我还是一样做着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没有变过，我跟我老婆也说，哪天我真不喜欢演戏，可能就真的不演了。
《真空爱情记录》是通过选角演上的，很奇幻，现在这种故事是不会再发生了。那个年代选角渠道其实很少，当时剧组在上海的《新民晚报》上刊登了一个招聘启事，被我一个亲戚看到了，然后就剪下来交给我妈妈，我妈妈交给我了。我就跟试其他100部戏一样就去试戏，也是试了有三四次，我在1996年中秋节接到剧组的电话，正式通知我用我做这部戏的男一号。
陈龙的太太章龄之在微博上写道：“追《繁花》ing…，翻出家里不少@陈龙的旧照，我们也是有过偶像时期的”
后来我拍了一大票偶像剧，那时候偶像剧特别多，我们这部戏出来了以后，各式各样的偶像剧都出来了，《真情告白》《缘来一家人》等等，所以我一度被定为是偶像剧演员。这个称号在我身上大概待了有十几年了，一直到我35岁演了武松以后，别人才说，他已经不是偶像剧演员。
因为年龄到了，你再不转型怎么办？当时也算命运眷顾。我比较幸运的是，每到一个年龄阶段，都会有一部适合年龄的戏支撑。年龄对演员来讲，是没有办法回避的。再去美颜都没用的，你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，包括外形等各方面都已经到了那个时间了，它会变的。
转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你在观众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，在演陶陶之前，谁能想到我能演陶陶？我在演武松之前，也有很多人质疑的，一个偶像剧演员怎么去演武松？
我不介意别人贴标签，这只是个辨识度问题，可能让别人更好地认识你，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没有差别。
